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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季度，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座一线城市都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经济增速呈“领跑”态势。 从GDP增速看，四座城市均高于全国（5.0%）。广州以6.0%的增速位列四座城市之首，也是其时隔5年首次同时跑赢全国和全省（4.6%）增速。北京、上海的增速为5.9%，深圳增速为5.8%，其中，上海实现近五年来一季度最快增速，北京、深圳均高于上年同期和上年全年。 从其他一些数据看，比如工业、投资、消费等，四座城市的表现也大体上好于全国大盘。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钟辉勇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一季度一线城市经济“开门红”一方面说明宏观政策正在更顺畅地传导到生产、消费、投资和预期端，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经济的核心增长极在修复，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外贸和消费场景的活力都在回升。 “对全国来说，一线城市不仅体量大，而且在资金、人才、技术、订单和消费趋势上都有很强的外溢效应，它们一旦稳住并回暖，往往意味着企业信心、就业改善和产业链协同会更快向周边和全国扩散。这些都具有比较强的风向标意义。”钟辉勇说。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刘祥表示，我国产业比较集聚，一线城市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和动力源，如果它们的发展速度比较快、发展质量比较高，对全国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工业支撑作用增强 从工业数据看，一季度，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5.3%、6.2%、8.7%、6.5%，除北京外，均高于全国增速（6.1%），深圳领跑一线城市。 深圳继续稳坐中国“工业第一市”，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3.3个百分点之外，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快速增长，其中，工业机器人、3D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增长74.2%、71.8%、25.9%。 上海、广州一季度的工业数据打了个“翻身仗”。上海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不仅是近五年来最高的一季度工业增速，也是近年来上海规上工业首次高于全国规上工业、高于全市GDP的增速；广州则为2023年以来单季最高增速。 这背后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先导产业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一季度，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16.1%，上海市统计局表示，受益于先进工艺产能持续释放、关键材料与设备国产化进程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产值增长21.3%；受益于细胞与基因治疗、高端医疗器械等前沿领域加速突破，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值增长9.6%，此外，人工智能制造业产值增长19.2%。 钟辉勇认为，上海工业支撑作用增强主要是“投资发力+新动能释放+产业升级”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先导产业增长较快，再加上汽车、高端装备等行业支撑带动工业增长的质量明显提升，另一方面也说明上海的产业结构确实在有效调整，正在形成“高端制造业更强、现代服务业更优、两者深度融合”的新结构。 广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广州三大支柱产业中，汽车制造业增加值提速增长5.5%，其中新能源汽车实现产量同比增长36.1%，带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快速增长41.7%和35.3%；电子产品、石油化工制造业发挥较好支撑作用，分别增长11.0%和8.3%。而2024年，广州规上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8.2%，汽车产量下降20%，今年一季度的数据也说明汽车作为广州经济的“压舱石”，对工业、整体经济的支撑在触底反弹。 AI“潮”助推力量凸显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在四座城市的一季度相关数据中均有体现。 比如，北京市集成电路产业一季度产值增速超过60%，增速领跑全市各工业行业；深圳一季度与AI相关的存储部件、电脑零附件三大类商品合计进出口4291.6亿元，增长63.7%；上海一季度集成电路制造业产值增长21.3%；广州一季度集成电路圆片产量增长79.5%，集成电路制造产值增长1倍。 刘祥认为，AI产业的迸发加大了全国各个城市的产业发展分化，如果一个城市抓住了新技术、新模式的机遇，其发展速度会出现快速增长。四座一线城市，一方面是原先的基础比较好，另外它们非常重视对AI新技术的应用和研发，所以能够快速从一群城市中脱颖而出。 钟辉勇表示，四座城市发展AI产业的关键是按各自禀赋分工。北京更适合做基础研究、大模型研发、算法突破和规则治理；上海可以重点发展高端芯片、行业模型以及 AI 在金融、制造、生物医药中的深度应用，走“技术+资本+场景”路线；深圳更适合做AI硬件、机器人、智能终端和快速商业化，把技术尽快产品化；广州则可依托汽车、商贸、消费电子和数字内容基础，重点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智能设备和内容应用。“四城形成错位协同，效果可能会更好。” 投资增速远超全国 从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看，广州、上海、北京远超全国（1.7%），分别为9.8%、7.6%、5.5%，其中，广州固定资产投资总量首次在一季度突破2000亿元，总量创同期历史新高，增速创33个月新高，且比去年全年提升16.5个百分点。 广州的投资结构持续向优。一季度，工业投资增长8.5%，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增长24.5%。产业投资优结构、聚新能的特征明显，高技术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42.4%和25.5%；数字经济两大核心行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高速增长1.2倍和40.7%。此外，一季度广州全市851个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2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30.6%，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形成拉动作用。 “广州一方面在新兴产业布局，另一方面对传统制造业也在不断升级，也是在寻求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增长。”刘祥说，未来固定资产投资还是聚焦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和重大制造业项目投资，广州这两年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布局力度是很大的，而且有一定的效果，“固定资产投资成效有一定的滞后性，未来广州还会享受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带来的一些红利。” 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上海的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工器具购置大幅增长72.4%，上拉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速7.7个百分点。主要领域中，工业投资在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器件制造、汽车制造、船舶制造等重点领域项目带动下，增长22.8%；全市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3.7%。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朱燕南表示，北京一季度5.5%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在去年同期增长20%以上的基础上实现的增长，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是，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超20%，主要由电子、医药领域项目带动。此外，全市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城市品质、服务百姓生活，城市更新、轨道交通、城市运行保障等相关项目推进较快。 深圳市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2%，上年全年为下降21.7%。刘祥表示，深圳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高和它的发展阶段有关，“因为城市面积比较小，新上马的一些大项目肯定会偏少，所以整体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建类的固定资产投资偏低，这是它的城市定位和城市空间决定的，但是深圳的产业类固定资产投资还是不错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深圳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73.8%。 服务业增速良好，京沪金融业拉动作用明显 从全国看，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四座一线城市服务业增速也较好，北京、广州、上海、深圳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6.4%、6.1%、6.0%、5.0%。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海的金融业拉动作用明显。一季度，北京金融业实现增加值2392.5亿元，增长10.8%，资本市场交易活跃，北京地区证券交易额增长41.5%，其中，股票、基金交易额分别增长89.2%和2.3倍。 朱燕南表示，这几年，信息服务业、金融业和工业一直是北京经济发展的主要带动力量，今年一季度仍是核心力量，三者占全市GDP的比重超过一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八成。 一季度，上海金融业增加值2409.07亿元，增长10.1%，全市主要金融市场实现成交额1142.84万亿元，同比增长35.7%。上海市统计局表示，一季度，全市金融业、工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持续发挥带动作用，合计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七成。 上海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的我国两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钟辉勇认为，上海的优势不只是金融交易规模大，更重要的是市场体系完整、产品丰富、国际连接能力强。下一步关键是需要把金融优势更有效地转化为产业升级优势，可以从三个方面重点考虑：第一，更多发展长期资本、耐心资本，重点支持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硬科技产业；第二，做强跨境金融、人民币资产定价、航运贸易金融和大宗商品风险管理，提升国际资源配置能力；第三，完善科创金融、并购融资和风险分担机制，让金融真正成为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放大器。 上海、广州消费回暖明显 从消费数据看，一季度，广州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92.17亿元，同比增长6.6%；上海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81.49亿元，同比增长5.5%；北京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2.4%；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17.41亿元，同比增长0.5%。广州、上海增速高于全国（2.4%）。 钟辉勇认为，上海一季度消费强势的背后既有需求端支撑，也有供给端优势。需求端看，居民收入和就业总体稳定，消费意愿在修复；更重要的是供给端，上海拥有高密度商圈、品牌集聚、首发经济、演艺会展和文旅流量优势，能够持续把“人流量”转化为“消费额”。同时上海线上线下融合能力较强，使得上海消费不是单一品类回暖，而是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和体验消费同步恢复。 从广州一季度消费的商品类别看，限额以上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增36.6%）、汽车（增31.9%）、通讯器材（增19.2%）等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商品零售额增势良好；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增27.9%）、化妆品（增11.4%）等时尚消费类商品零售额较快增长。 针对北京市一季度消费表现，北京市统计局表示，一季度，汽车类商品零售额下降19%，其中传统燃油车零售额下降较多，是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深圳、上海外贸强势回升 作为外贸重要城市，深圳、上海一季度外贸强势回升，外贸总额增速高于全国（15%）。 在工业基本盘的基础上，深圳一季度外贸数据也创新高，一季度，深圳外贸进出口达1.3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6%，比全国高18.6个百分点，较去年全年提高32.5个百分点。 刘祥认为，深圳的进出口快速增长得益于国际需求增长和自身产品升级的双重加持，在规模之外，深圳出口产品结构在优化升级，“整个深圳非常注重产业的升级和产品附加值的提高。” 数据显示，一季度，深圳计算机和通信相关产品进出口6943.7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占外贸总值超五成，其中，与AI相关的存储部件、电脑零附件三大类商品合计进出口4291.6亿元，增长63.7%。 上海一季度全市货物进出口总额1.23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其中，货物出口额0.54万亿元，增长16.3%；货物进口额0.69万亿元，增长26.6%。“新三样”产品出口持续领跑，出口额565.22亿元，同比增长1.2倍，其中，电动汽车出口额增长1.4倍。

　　4月23日，伊朗多名主要领导人回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正处于严重政治分裂中的说法。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司法总监穆赫辛尼-埃杰伊、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相似的声明，否认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强硬派和温和派，同时强调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原则的忠诚。 　　据新华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3日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敌人发动媒体宣传，企图操纵伊朗民众思想，破坏伊朗团结与安全。多名与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高级官员和指挥官也都发表声明，表达对于最高领袖立场的支持。 　　当地时间2026年4月19日，伊朗德黑兰，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左二）在访问并视察科学研究与技术部时发表讲话。佩泽希齐扬表示，他们不寻求扩大战争，冲突持续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视觉中国 图 　　特朗普23日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宣称，伊朗人“连自己的领导人是谁都搞不清楚”，而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内讧“简直疯狂”。美国媒体Axios 20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4月11日至12日的美伊和平谈判结束后，革命卫队与伊朗谈判代表团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 　　伊朗国内近期接连释放出多个矛盾信号。卡利巴夫在18日的电视讲话中强调外交进程的必要性，并称目前所有的外交接触均在伊朗最高领袖确立的框架内进行。然而，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半官方通讯社法尔斯通讯社23日发表文章指出，就霍尔木兹海峡和其他战略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毫无意义，只会给敌人时间和信誉。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访问学者哈米德礼萨·阿齐兹分析指出，卡利巴夫的言论主要针对伊朗国内对于外交谈判持怀疑立场的民众，同时缓和强硬派对于外交谈判进程的批评。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ISW）分析称，卡利巴夫的批评很有可能是暗指革命卫队司令瓦希迪，因为瓦希迪此前反对与美国进行谈判。 　　针对这一问题，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鸿达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指出，伊朗目前正处于重组架构权力的过程中。“不管是卡利巴夫，还是革命卫队的瓦希迪，甚至包括新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类似的人物都在寻求自己影响力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肯定会产生一些摩擦和意见分歧。” 　　但是，阿齐兹指出，声称伊朗领导层陷入分裂乃至内乱的说法，是在错误地假设伊朗的政治决策和军事决策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像（外长）阿拉格齐这样的人物身处一个外交与军事战略紧密相连的体系之中，正是这套体系既负责控制局势升级，也负责调整局势降级。” 　　新任最高领袖已无法领导国家？ 　　被视为温和派和强硬派的多位主要官员密集表达了对于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支持。然而，自担任最高领袖以来，他从未露面或发表任何讲话，外界因此担忧他已经失去了领导伊朗的能力。 　　当地时间2026年4月22日，黎巴嫩贝鲁特，一名真主党支持者在伊朗大使馆举行的纪念集会上手持印有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及其前任哈梅内伊、霍梅尼肖像的海报。视觉中国 图 　　据《纽约时报》援引多名伊朗高级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穆杰塔巴仍然处于治疗阶段，伊朗国家安全、战争和外交事务的关键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以瓦希迪为首的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及其盟友手中。 　　报道援引了解穆杰塔巴健康情况的伊朗官员的话称，他在美以此前的袭击中身负重伤，但目前思维敏捷、精神良好。一条腿已经接受了3次手术，正在等待安装假肢，一只手也接受了手术，功能正在恢复。他的面部和嘴唇严重烧伤，导致说话困难，未来需要接受整形手术。 　　曾担任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高级顾问的阿卜杜勒礼萨·达瓦里表示，穆杰塔巴治理国家的方式就像管理一个公司董事会，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就是董事会成员。“他非常依赖董事会成员的建议和指导，所有决定都由他们集体做出。” 　　报道称，穆杰塔巴已经暂时将决策权下放给了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与革命卫队指挥官密切的个人联系。穆杰塔巴17岁时自愿参加两伊战争并加入了革命卫队，与如今的许多革命卫队指挥官建立了终生友谊。 　　此外，出于对其人身安全的担忧，伊朗政府官员和军方指挥官与穆杰塔巴的沟通极其困难且受到限制，进一步阻碍了穆杰塔巴参与决策的能力。报道指出，伊朗官员与穆杰塔巴通信的所有信息都是手写的信件，需要由一连串可靠的信使通过接力的方式传递。此前有传闻称，目前只有瓦希迪可以和穆杰塔巴见面。 　　“穆杰塔巴尚未完全掌握指挥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中东和北非主任萨纳姆·瓦基尔表示，“人们对他有所尊重。他名义上是决策机构的一员，或者说需要他签字，但目前他面对的都是既成事实。” 　　“穆杰塔巴并非至高无上，他或许名义上是领导人，但他远不及他父亲那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际危机组织伊朗事务主任阿里·瓦埃兹指出。 　　有哪些人在掌权？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立于1979年。两伊战争结束后，退出现役的革命卫队指挥官会通过担任高级政治职务、持有关键行业的股份、主导情报行动以及与伊朗的外国盟友建立联系，在伊朗国内构建一个强大的权力关系网络。然而在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统治时期，革命卫队仍然必须服从于他的领导，无法直接干涉伊朗政府的运作。 　　据《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新任伊朗最高领袖的选举过程中，革命卫队选择支持穆杰塔巴并发挥了关键作用。范鸿达对此指出，就当前德黑兰的政治架构而言，伊朗革命卫队拥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地位。 　　阿齐兹在《时代》杂志撰稿指出，自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权力格局一直在朝着进一步巩固的方向发展。战争、外交和局势升级等问题的决策权日益集中到一个相对团结的军事安全核心集团，该集团由革命卫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与安全机构关系密切的政治人物组成。 　　瓦埃兹指出，瓦希迪、新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以及前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萨法维在伊朗政权内部拥有广泛的权力和影响力，穆杰塔巴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 　　当地时间2024年3月4日，伊朗德黑兰，时任伊朗内政部长艾哈迈德·瓦希迪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视觉中国 　　有伊朗官员告诉西方媒体，伊朗总统及其内阁已被边缘化，只能专注于国内事务。此外，阿拉格齐在战前曾主导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但该角色目前已被卡利巴夫取代，这一决定是由革命卫队做出的。 　　阿齐兹对此分析称，伊朗的文职机构并未就此变得无关紧要，而是被重新定义了。伊朗总统府、外交部以及伊朗国家的其他部门不再作为独立的战略指导中心，而是执行由其他机构制定的决策。 　　卡利巴夫在伊朗当前的体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卡利巴夫并非独立于安全核心之外，也并非掌控着它。他身处一个由共同的机构背景和军事经验构成的网络之中。其结果不是形成一个四分五裂、相互竞争的中心，而是一个相对凝聚的结构，其中的分歧往往围绕着策略和形象塑造，而非战略方向。”阿齐兹表示。 　　“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被杀害以后，卡利巴夫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地位是很高的，也是拥有决定权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金良祥向澎湃新闻表示。 　　穆杰塔巴与革命卫队的私人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伊朗当下的权力结构。报道援引伊朗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穆杰塔巴的密友包括已遇袭身亡的革命卫队前情报主管侯赛因·塔伊布、现任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和卡利巴夫。多年来，穆杰塔巴、塔伊布和卡利巴夫每周都会在最高领袖官邸共进工作午餐，彼此直呼其名，视对方为平等伙伴，而非上下级关系。 　　当地时间2026年4月16日，伊朗德黑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左）与伊朗最高谈判代表兼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卡利巴夫（右）会面。视觉中国 图 　　“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强硬派的优势可以说是被巩固了。在一个国家出现危机或者发生战争的时候，很多政策会被强化，强硬势力的主导性会更强一点。”范鸿达说道，伊朗的任何重大举措，如果违背革命卫队的观点，就很难被作为一个官方政策来执行。因此，任何决策都有赖于其他各派力量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的协调，否则前景不容乐观。 　　分歧但非分裂 　　当地时间21日，美伊双方叫停了原计划于当天开始的美伊第二轮和平谈判。在此前数日内，伊朗多次发出自相矛盾的信号。报道指出，伊朗各派就是否应在特朗普维持海上封锁的情况下继续与美国副总统万斯进行谈判存在分歧。 　　近两周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系列帖子，声称要迫使伊朗满足他的所有要求，并再次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同意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该国的发电厂和桥梁。本周，美国海军扣押了两艘属于伊朗的船只。 　　据了解会议情况的官员和两名革命卫队成员向西方媒体透露，特朗普进一步激怒了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他们认为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瓦希迪和其他几位指挥官认为，与美国谈判毫无意义，因为封锁表明特朗普对谈判没有兴趣，而是想向伊朗施压并迫使其投降。 　　佩泽希齐扬和阿拉格齐与瓦希迪的观点相左，两人警告称，战争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政府估计约为3000亿美元，因此需要解除美国的制裁以进行重建。 　　17日，阿拉格齐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商业航运。18日，伊朗军方宣布，由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关闭。 　　战争研究所的报告称，伊朗强硬派的支持者近期在夜间多次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反对向美国作出任何让步。 　　金良祥指出，尽管伊朗国内确实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但各派之间的共识远比战争爆发前大。“强硬派目前不主张与美国进行谈判，或者说要完全按照伊朗的条件谈判。温和派支持谈判，但并不代表打算作出重大让步。即使是卡利巴夫，也很难做出一个实质性的妥协。” 　　德黑兰大学西亚研究副教授哈桑·艾哈迈迪安表示，特朗普声称伊朗领导层分裂是一种心理战，伊朗领导层并不存在任何裂痕。伊朗领导层普遍同意，在美方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之前拒绝进行谈判。“这项政策是由13人组成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该委员会是伊朗的最高权力机构，它比政治内阁更能将伊朗国内的所有力量——司法、政治、军事和情报力量——聚集在一起。” 　　范鸿达强调，伊朗国内其实并不存在非常明显的所谓强硬派、保守派、温和派和改革派的界限。“同一个人，他可能在某一问题上的观点非常保守强硬，但在另一问题上又比较开明、具有改革思想。事实上，在所谓的保守派和强硬派内部，也有不少具有改革想法的人。” 　　“伊朗并非因文官与军方之间的断层线而分裂。它目前正处于后哈梅内伊时代的过渡期，旧秩序难以撼动，新秩序尚未完全巩固，最高领袖与其说是无可争议的最终仲裁者，不如说是更广泛的安全共识的参与者。”阿齐兹写道，“就目前而言，伊朗的体制与其说是围绕单一主导人物建立的等级制度，不如说是一个强硬派联盟试图同时应对战争、外交和内部竞争。” 　　金良祥则指出，革命卫队与文官政府之间存在的分歧，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战场形势仍是“一锅夹生饭”。“伊朗目前确实取得了一定的主动地位，但是未能根本性地扭转此前的被动局面，也无法实现其彻底改变美伊关系的目标。在当前局面下，无论是临时停火还是和平谈判都无法解决伊朗的根本问题，既无法结束美以对于伊朗的军事威胁，也不可能让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是强硬派接受不了的。” 　　“对于伊朗来讲，最大的威胁其实并不是美国和以色列，而是伊朗内部对自身的认知。对于德黑兰的决策者来讲，如何能够把战场上展示的优势转化成谈判桌上的实实在在的收获，是需要做出一些取舍的。”范鸿达表示。 　　澎湃新闻记者 李怡彬